万旋傲 | 偶然接触新闻的再流行：理论延展及其知识限度讨论
摘要 继电视时期之后，在娱乐与新闻的边界日渐模糊的社交媒体时代，偶然接触再次成为一种典型的新闻消费实践模式。不仅平台提供了更多偶然接触新闻的机会，用户也越来越习惯于在进行娱乐、社交或其他活动时偶然得到新闻，以更轻松、低成本的方式了解时事和公共事务知识。然而，偶然接触的知识效应实际如何，却成为一个高度不确定的问题。从广泛的争议中可以发现，一方面，偶然接触现象在高度个性化、多元力量共同参与策划的信息环境中呈现了一些关键变化，其概念也随之出现模糊性问题和滥用现象，忽视这些问题成为研究结果不稳定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偶然接触对知识的影响取决于复杂的条件，需要重新审视新的媒体技术和文化背景下偶然接触的知识效应与限度来源，促进偶然接触问题在多元角度上的理论化。
关键词 偶然接触新闻；社交媒体；政治知识
一、引言
自20世纪下半叶电视流行时起，偶然接触新闻（incidental news exposure）就已成为公民获取知识的一种常见形式。那些对新闻毫无兴趣的“无心观众”（inadvertent audience），在等待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时被“困住了”，于是，不经意间或多或少地接触了一些时事和公共事务新闻，获得了无意识地被动学习政治知识的机会。
进入数字媒体时代，学者们一度预测，偶然接触新闻的“无心观众”可能会逐渐消失，因为更丰富的信息渠道和个性化的媒体环境，意味着受众对信息的“选择性接触”能力和控制性变高，人们可以轻易地根据自身的偏好和需求“寻找新闻”或“回避新闻”。然而，随着媒介生态变迁，社交媒体兴起，娱乐与新闻的边界日渐模糊，受众信息环境受到算法、记者、平台、国家、广告商、个人偏好、社交关系等多元力量的共同规制和影响，新闻环境走向复杂化。来自各国、各平台的证据不断证明，偶然接触不仅并未消失，相反，人们偶然接触新闻的频率在不断增加，甚至正在成为社交媒体中更为主流的新闻消费实践。据皮尤民意调查所示，62%的Facebook新闻用户大多是在媒体使用过程中偶然得到新闻，而不是因为他们积极尝试关注最近的社会动态。甚至越来越多人开始依赖于偶然接触，认为“即使不用主动寻找新闻也能在社交媒体使用过程中间接地保持消息灵通，因为‘新闻会找到我’”。
偶然接触流行的后果是什么？人们能否在偶然接触新闻过程中获取知识？一场复兴的大讨论伊始，却很快就呈现了难以调和的争议。一些人认为，在社交媒体中偶然接触新闻对政治知识有积极作用，它不仅给低政治兴趣的受众提供了更多接触新闻的机会，成为缩小知识差距的潜在方案，还有利于人们接触更多样的观点，抑制回声室或选择性接触的知识后果。同时，也有研究者认为，偶然接触与知识没有关联，或仅存在有条件的关联。对于政治社会化尚不成熟的受众来说，偶然接触假新闻、劣质信息带来更加显著的负面影响。
研究结果的高度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表明，偶然接触现象虽然引起了足够重视，但媒体环境的复杂化导致偶然接触理论尚不成熟全面。首先，偶然接触作为一个再复兴的问题，在社交媒体新闻时代有哪些不同的特征，或有哪些关键变化，这个尚未厘清的问题阻碍了新时期偶然接触理论模型的转型和发展，成为引发争议的起因之一。其次，我们发现，偶然接触的定义和测量标准出现了分歧。例如，人们在滚动信息中扫描到新闻或政治信息即可视为偶然接触？还是只有充分处理和参与了偶然出现的新闻或政治信息才定义为偶然接触？定义标准的不统一不仅造成概念滥用、概念模糊现象，也导致人们对偶然接触知识效应的判断出现分野和争议。再次，广泛的证据表明，偶然接触对政治知识的影响并非普适的，尤其是在高度个性化、多元力量共同参与策划的信息流中，偶然接触的影响结果取决于复杂的条件，这加大了完善偶然接触理论模型的难度。偶然接触在何种条件下对哪些人有什么影响？不同级别、类别的偶然接触是否有不同影响？有必要结合数字和社交媒体的结构特征，完善偶然接触的理论模型，重新理解偶然接触作为一种新闻消费实践的替代方式的内涵、意义和后果。
二、偶然接触理论与特征变迁
偶然接触概念自1957年唐斯（Anthony Downs）提出之时起，就是一个政治传播概念，是相对于主动寻找新闻的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新闻消费模式和政治学习行为，通常指“人们在没有积极寻找政治信息或公共事务新闻时接触这些新闻的方式”。唐斯指出，两种不同的新闻消费行为体现了学习过程的信息成本差异，主动寻找新闻需要个人支付时间、精力和金钱等信息成本，通常是有较强政治兴趣或学习动机的人获取知识的途径；偶然接触新闻则是一种低信息成本的新闻消费模式，属于公民非政治信息活动的“副产品”，这种学习方式描述了为什么人们能够在缺乏动机的情况下获得意外的知识收益。例如，与他人交谈时获得新闻，路过新闻报刊亭或在商店排队结账时看到新闻广告牌，在电影院等待开幕时观看新闻片，或者在进行生产或消费决策过程中获得政治信息等，特定的信息环境赋予了人们偶然获取知识的途径。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电视兴起后，偶然接触成为了一种典型的新闻获取机制。Krugman和Hartley认为，电视观看过程中的偶然接触新闻和被动学习，是“被抓住”（caught），而不是“被教导”（taught）的学习行为，这种学习“通常是毫不费力的，对动画刺激作出反应，适合人工放松，并且不会对学习内容产生抵抗情绪，这开辟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学习内容可能是自己赞同的也可能是反对的”。随着电视的软新闻（指结合了娱乐与新闻的内容，如一些脱口秀节目、娱乐新闻节目、深夜喜剧、访谈节目等）逐渐盛行，公民偶然接触新闻的路径更加丰富。软新闻将较高成本信息“搭载”到低成本的内容上，使一些政治和公共事务内容以更轻松有趣的方式传播，有效地降低了获取政治知识的信息成本，扩大了偶然接触政治信息的公民范围。
和电视一样，社交媒体中也充斥着动画刺激、宠物信息、婴儿信息和各类软新闻，人们在闲暇时使用社交媒体的同时，也愉快地吸收了许多隐藏其中的新闻和政治信息，获得了类似的偶然学习机会。然而，社交媒体中偶然接触新闻的情境和过程愈加复杂，偶然接触呈现了一些不同于传统媒体时代的特征。
（一）偶然接触的媒体环境由低控制转向部分控制
通常，偶然接触是低控制的媒体环境中才可能出现的现象。如20世纪50年代的电视时代，受众难以自主支配他们所接触的信息，包括接触什么信息内容、何时接触信息、接触多少信息等，导致人们被动地接收了许多需求之外的新闻。而倘若进入绝对高控制的媒体环境中，一旦用户对他们所接触的信息环境有绝对支配能力，他们同时也能轻易地回避他们不喜欢的内容，偶然接触同样不会发生。当前，我们倾向于评估社交媒体用户的信息控制权是复杂且动态的，其控制性不高也不低，可以称之为“部分控制”。用户经常出于娱乐目的而非新闻目的在使用社交媒体，但使用过程中，也常常被动地接触他们没有寻找或没有关注的信息，因为其信息策展过程不仅由用户个人决定，还由新闻工作者、算法过滤器、广告客户以及社交好友共同承担，各个策展者在一定意义上共同扮演着新一代新闻“守门人”的角色。虽然用户本身也是决定自己遇到新闻数量多少的重要策展者，但有限的个人控制权决定了无论个人对新闻感兴趣与否，他们还是会在数字媒体使用中偶然接触到好友分享的或平台推送的新闻。
（二）偶然接触新闻与主动寻找新闻的边界转向模糊
作为两种不同的新闻获取机制，偶然接触新闻与主动寻找新闻曾是相悖的两个概念。但在数字和社交媒体中，二者关系却是复杂交织的。广泛的证据表明，在算法精心设计的数字平台上，个人过去的媒体行为、内容偏好、社交关系会转化为用户行为数据，作为塑造他们未来看到的媒体内容排列的重要因素。这意味着，更多的主动寻找新闻行为会显著地增加他们偶然接触新闻的可能性。如Oeldorf-Hirsch的数据显示，Facebook和Twitter上主动寻找新闻与偶然接触新闻均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71和0.84。Ahmadi &Wohn发现，不仅社交媒体用户有目的的信息搜索和新闻寻找会导致偶然接触新闻的发生，主动寻找新闻的动机也是偶然接触新闻的积极预测因素。反过来，偶然接触新闻的频率也被证明会增加主动寻找新闻的行为，二者存在双向的正向预测关系。可见，算法介入正在彻底改变个人层面的新闻接触和新闻消费过程，模糊主动寻找新闻与偶然接触新闻的边界，并促进偶然接触现象的发生。一个人在社交媒体偶然接触了媒体新闻，可能源于社交好友分享导致的一场真正的意外接触，也可能源于自己之前经常主动关注和搜索该媒体新闻的行为，增加了偶然接触新闻的发生概率。
（三）偶然接触逐渐成为替代性的新闻获取机制
传统媒体时代，人们长久以来使用新闻媒体的一个重要动机是“监测新闻”（news surveillance），监测的需求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新闻内容上，促进对新闻内容的精细化处理，这种动机是刺激人们消费更多新闻并获得更多政治兴趣和知识的关键所在。彼时，偶然接触大多被视为补充性的新闻获取机制，其主要作用在于，给没有动机消费新闻的群体或多或少提供了额外的政治学习机会，为缓解信息不平等和知识鸿沟提供了可能性，但对于绝大多数受众来说，积极寻找新闻和主动学习才是他们获取知识的最重要途径。随着社交媒体替代传统媒体成为当代公民尤其是青年群体的主要新闻阵地，一个重要的变化在于，公民的新闻获取机制正在发生根本转型——无论是高政治兴趣者还是低政治兴趣者，他们可能不会为了满足监测新闻的需求而寻找新闻，而是为了其他目的使用媒体时偶然接触新闻，并替代主动寻找新闻成为了主要的新闻获取方式。更高的互动性、丰富的信息量、弱化的社会边界、弱关系信息网络等因素，都加速了社交媒体偶然接触现象的普及。越来越多人相信不再需要积极寻找新闻，因为他们在使用社交媒体过程中，总是能不经意地看到好友分享的新闻、媒体推送的热点新闻，或普通网友的政治评论和讨论等。因此，关于偶然接触的核心研究问题，不仅在于它作为一种补充性的新闻获取机制对低政治兴趣者的影响，更在于它作为一种流行和普及的新闻获取机制如何给公民新闻需求、新闻消费行为和知识获取带来广泛的影响。
三、偶然接触的概念问题再讨论
社交媒体带动偶然接触现象的再复兴以来，其概念得到了沿用。但偶然接触的特征变迁，导致沿用概念的有效性、模糊性问题越来越多，相关研究领域的概念滥用、概念混用、概念指向不明等现象愈来愈严重。
（一）偶然接触的概念有效性问题——替代概念衍生
在算法介入的社交媒体中，我们已经很难从经验上区分主动接触新闻和偶然接触新闻。Thorson提出以“吸引新闻”的概念来取代“偶然接触”，他认为，强行沿用偶然接触的概念实则是忽略了个人偏好、算法、新闻机构、平台和社交好友等众多参与力量在偶然接触新闻过程中的作用，“吸引新闻”作为替代性概念，更准确地描述了人们在社交媒体中偶然遇到新闻的过程，同时，它指向了更实用的研究问题，例如，预测用户在社交媒体上遇到新闻的概率为多少？判断谁在社交媒体上吸引新闻而谁不吸引？或如何根据用户行为数据和算法规则促进用户的知识获取和知识平等？Mitchelstein等人提出了类似的否定性观点——大多数研究者关注的偶然接触只是一种“纯粹的偶然接触”现象，但事实上，新闻消费实践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纯粹的偶然接触新闻和纯粹的主动寻找新闻都属于极端模式，并不常见。更常见的用户新闻消费实践，是介于偶然接触和主动寻找新闻之间的“中间模式”，也可称为“混合新闻消费实践”（hybrid practice），因为人们经常一天之内反复在偶然接触和主动寻找新闻之间切换，或者经常通过其中一种模式影响另一种模式。
以上质疑将偶然接触新闻与主动寻找新闻视为完全互斥、非此即彼的两个绝对对立概念，亦存在偏颇。追溯早期的偶然接触概念论述可发现，许多因素会推进偶然接触与主动寻找新闻在实践中的融合。1957年，Downs在最初提出偶然接触概念时即指出，一个人经常选择和他的某一位消息灵通的朋友交谈，他收获友谊乐趣的同时，以更容易、更低成本的方式获得了精确的政治新闻，此时，这个人也许就主动将享受友谊和获取信息的需求结合了起来，实现了偶然接触与主动寻找新闻的融合。最早的互联网偶然接触理论研究者Tewksbury等人发现，影响偶然接触与主动寻找新闻相融合的其中一个可能因素就在于“人们接触特定主题新闻的频率”，因为诸多证据表明，一次偶然接触新闻常常难以被记住，但反复偶然接触会显著增加人们主动寻找和学习新闻的行为和效果，反过来，一个有意识地主动关注特定主题新闻的受众，也会频繁地注意到偶然遇到的相关新闻，而不是无视它或忽略它。因此，尽管社交媒体和算法进一步打破了偶然接触新闻与主动寻找新闻的界限，偶然接触仍然是被广泛承认的一种新闻消费方式，不能因此而否定偶然接触现象及其概念的有效性。
（二）偶然接触的概念模糊性问题——分级别、分类型概念衍生
只要遇到新闻即可视为偶然接触？还是需要投入一定的注意处理信息才视为偶然接触？本身对新闻和政治信息没有兴趣的人才存在偶然接触？还是只要当下状态没有寻找新闻时遇到新闻即视为偶然接触？寻找某主题政治新闻却遇到另一主题政治新闻是否能归属于偶然接触？这些模糊性问题暴露了偶然接触的概念指向和范围不明，有必要对概念作进一步的分类和区分。
1.分级别概念。常见的偶然接触概念测量方法以社会调查法和实验法居多，并且大多认定人们需要对偶然遇到的新闻多少投入了注意。例如，在社会调查研究中，通常让受访者回忆他们“使用各类媒体进行其他事情时遇到政治信息和新闻的频率”，受访者靠回忆填写频率等级，那么，受访者粗略掠过且难以准确回忆的偶然接触经历自然地被排除在外。在实验法中，研究者借助眼动追踪视觉注意力停留在帖子达到一定时间（10秒）进行测量，或通过模拟网页内容刺激再由受访者回忆接触的内容，都侧重于关注受访者偶然遇到新闻并进行了信息处理的情况。但近期，有学者辩驳，在“快餐新闻”（snack news）泛滥的社交媒体中，受众偶然遇到却无意掠过、难以记住新闻已成为常态现象，已有研究突出强调了故意处理新闻的偶然接触，忽略了无处理、低处理的偶然接触，可能导致偶然接触研究结果的偏差。Matthes等人建议将社交媒体的偶然接触区分为两个级别——被动扫描到偶然遇到的新闻或政治信息为“第一级别的偶然接触”（first-level incidental exposure），故意对偶然遇到的新闻或政治信息进行认知加工处理为“第二级别的偶然接触”（second-level incidental exposure）。在第一级别下，用户扫描到偶然遇到的信息，简要地检查内容与自己兴趣和目标的相关性，如果内容被评估为相关，则进入第二级别，对信息内容进行更深度的加工处理。还有学者将偶然接触按等级分为三个路径：一是偶然路径，主要指“快餐新闻”的消费模式，即用户掠过新闻标题，但没有唤起信息需求的驱动，也没有将注意力放在新闻内容上的情况；二是自动路径，通常表现为人们在滚动新闻流中偶然滚动到了一则新闻，并滚动浏览了新闻提要，简要掌握新闻梗概，这是社交媒体短新闻模式下经常发生的一种新闻消费路径；三是主动路径，即偶然接触新闻后导致用户主动参与新闻、仔细阅读新闻内容的行为。三种不同的偶然接触路径可能导致不同的后果。目前，分级别的偶然接触概念还处于理论讨论的阶段，进一步的方法论和经验论证尚待跟进，但面对社交媒体快餐新闻、短新闻、娱乐新闻的环境，偶然接触新闻后的信息处理差异不应被忽视，拓展偶然接触概念的信息处理级别对于全面理解偶然接触的社会效应具有重要意义，该区分正在快速形成共识。
2.分类型概念。一方面，针对偶然接触概念强调的“无动机”，可以区分为“特征无动机的偶然接触”（Trait unmotivated incidental exposure）和“状态无动机的偶然接触”（State unmotivated incidental exposure）两种类型。因为偶然接触的发生可能是受到类似特征的因素（如个人认知、政治兴趣）影响，也可能受到类似状态的因素（如临时需求、暂时激发目标等）影响。一些基于实验法的研究常使用“特征无动机的偶然接触”定义，通过测量个人对模拟社交媒体新闻和政治帖子的视觉注意力跟踪与对这些主题帖子的兴趣是否相关，来验证偶然接触现象是否存在。社会调查研究则更偏向使用“状态无动机的偶然接触”定义，即由个人自我评估当前状态是否有新闻动机。两种类型的概念使用都较为常见，但二者概念指向并不相同。另一方面，针对偶然接触前的初始处理目标是政治信息还是非政治信息，可以分为“基于意图的偶然接触”（intention-based incidental exposure）和“基于主题的偶然接触”（topic-based incidental exposure）两种类型。前者指代寻找非政治信息时的偶然接触，是大部分研究关注的对象，后者指代寻找特定主题的政治信息时遇到了其他主题政治新闻的偶然接触，是常常被忽略的类型。例如，公民在社交媒体中寻找“两会”新闻但是偶然遇到了有关环境问题的新闻，如果他将环境问题与“两会”新闻评估为相关问题，或临时被环境新闻所吸引，便会转移注意力，切换其处理目标。随着社交媒体新闻内容越来越丰富，可选择性不断增高，“基于主题的偶然接触”可能才是大多数的偶然接触现象，甚至比“基于意图的偶然接触”更为频繁，忽略其中的差异可能引起测量偏差。因此，以上分类同样具有必要性。
偶然接触的概念延伸，反映了社交媒体新闻环境的复杂性，原有概念难以概括偶然接触的多元情境，也反映了目前研究中存在概念滥用现象，即不同研究者和不同研究方法侧重的概念类型不同，却仍然使用了统一的偶然接触术语，成为造成研究结果不稳定的原因之一。区分测量方法指代的偶然接触类型，根据概念指向和范围正确使用概念，在社交媒体时代尤为重要。
四、偶然接触概念的关键假设论证：偶然接触的知识效应
偶然接触概念实则提出了一个关键假设——偶然接触是一种有效的知识获取方式。即人们在没有积极寻找新闻时偶然接触新闻后，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其中的政治信息和公共事务知识，并存储于长期记忆中。反之，如果偶然接触无法发挥主动寻找新闻的知识功能，便无法作为一种有效的新闻消费实践模式，与主动寻找新闻“对立”存在。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亦成为偶然接触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最为关注的问题：偶然接触的知识效应如何？
2001年，Tewksbury等人利用皮尤调查数据首次获得了互联网用户通过偶然接触新闻获取政治知识的证据。研究发现，Yahoo、Lycos等门户网站混合新闻、天气、搜索、娱乐内容等多元信息延长了用户的媒体使用时间，并提供了从事其他在线活动时偶然接触新闻的机会，大约一半的人报告他们有偶然接触新闻的经历，并且这种经历与其对当前时事和公共事务的了解正相关，虽然效果量相对较小。该研究为互联网时代的偶然接触现象提供了最初见解，但是受限于依赖外部数据，对偶然接触的测量属于简单的二分法（是/否），并且没有调查除门户网站之外的其他重要互联网来源（如搜索引擎），其结论还需要更多佐证。然而，之后数年的研究进展并不算快，迅速崛起的个性化、智能化带来的新兴问题吸引了人们的主要目光，直到社交媒体兴起，混合媒体系统的特征骤然凸显，偶然接触现象才重新引起重视。
一系列调查和实验研究证实，从充斥着软新闻和算法操纵的社交媒体环境中获取偶然接触新闻的机会，可能是实现社交媒体知识效果的一种独特的有效方式。无论人们出于娱乐或任何其他目的使用社交媒体，偶然接触新闻都对新闻的识别和回忆有显著正面作用，尤其是对于年轻人和政治兴趣较低的人，偶然接触的正面知识效应尤为显著。随着研究的进展，一些学者进一步测试了偶然接触的认知中介模型，并认为它是目前解释偶然接触与政治知识因果关系的更优理论路径。认知中介模型由Eveland提出，强调新闻驱动的认知加工和推理过程增强了知识学习。测试发现，偶然接触新闻不一定直接形成了知识收益，但是偶然接触通过增加信息互动、政治兴趣、政治效能，或通过增加新闻参与促进公民对信息的精细化认知处理，从而促进了知识学习。不过，更具共识性的发现在于——偶然接触对政治知识的影响是有条件的，偶然接触新闻的知识效应存在限度。从偶然接触的级别、类型差异，到个人认知水平、动机等个体因素，再到媒介信息、系统、文化等环境因素，都在一定条件下对偶然接触的知识效果形成了干扰和限制。
（一）限度1：缺乏认知加工处理的第一级别偶然接触仍然带来了知识收益，但收益有限
鉴于学习通常需要对内容的认知加工处理，许多人推测，缺乏政治兴趣的社交媒体用户可以很容易地滚动页面并跳过偶然遇到的新闻，缺乏了像电视一样的被动学习时间，不足以产生像电视一样的知识收益。经研究验证，受众在社交媒体中偶然遇到新闻后，即使只是粗略扫描标题和一些信息碎片，没有点击新闻链接仔细阅读内容（第一级别的偶然接触），他们仍然能够在有提示的情况下，识别出他们偶然遇到的新闻。不过，如果要求被试者在没有提示的情况下回忆这些新闻，他们只能回忆起自己曾经花费时间阅读并进行了认知加工的新闻（第二级别的偶然接触），因为回忆是在没有任何提示下主动从记忆中检索信息，需要事先有更多的思考、信息整合才能实现。更多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便人们偶然遇到新闻后认为新闻无关紧要，仍会以最小的注意力来处理信息，但如果人们评估偶然遇到的新闻与自己的目标或兴趣相关，便会加大视觉注意力和认知投入。只有那些真正重要的重大新闻，在被跳过、被忽视后又多次被重复偶然遇到，同样会起到类似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效果，增强受众的信息重要性感知，从第一级别的偶然接触转化为第二级别，从而提升学习效果。但从学习效果比较而言，第二级别的偶然接触比第一级别的偶然接触的知识收益显著更强。
（二）限度2：“基于主题的偶然接触”阻碍了个人初始处理目标的学习效果
分类别的偶然接触——“状态无动机的偶然接触”与“特征无动机的偶然接触”或“基于意图的偶然接触”与“基于主题的偶然接触”往往分散于不同研究中，其各自的知识效应如何，缺乏横向比较的证据。Matthes等人倾向于认为，如果人们偶然接触信息及其信息处理方式是相似的，那么不同类型的偶然接触可能也有相似的知识效应，因为人们都不会提前搜索偶然接触的新闻，后续可能选择跳过新闻也可能选择深度处理这些新闻。即使不同类型的偶然接触进行深度信息处理的概率可能不同，但是对比无偶然接触新闻的情况，偶然接触仍带来了额外的学习机会。其中，较为特殊的是“基于主题的偶然接触”，它意味着个人的初始处理目标是特定主题的政治信息，这就涉及到偶然接触对初始处理目标学习效果的影响问题。Nanz和Matthes针对该问题设计了实验验证方案，与已有预测一致，“基于主题的偶然接触”与“基于意图的偶然接触”的知识效应的确没有显著差别，但由于个人认知资源有限，将注意力转移到任何其他内容上都会减少他们对最初搜索的政治信息的知识获取，削弱个人主动寻找的初始处理目标的学习效果。此结果的重要性在于，它揭露了偶然接触在个人知识学习和参与决策过程中造成干扰的另一种路径。
（三）限度3：过度依赖偶然接触形成高“新闻找到我”感知，阻碍知识获取
作为社交媒体新闻时代的受众，一个重要的心理变化逐渐显现：人们越来越依赖于偶然接触新闻，认为可能不需要主动寻找新闻，也可以通过自己的社交网络和日常媒体使用保持消息灵通，间接地获得对时事政治和公共事务的了解，该现象被称为“新闻找到我”感知。偶然接触、“新闻找到我”感知与政治知识的关系，快速吸引了学者的集中关注。研究证实，频繁的社交媒体使用和偶然接触新闻增加了受众的“新闻找到我”感知水平，导致受众越发依赖于从社交媒体获取新闻，减少在传统媒体和更多元媒体的新闻消费行为，阻碍公民的知识学习效果。高“新闻找到我”感知用户，往往对自我知识水平过分自信或过高估计，产生“知识的幻觉”，或“知识的主观感知”，削弱对信息的综合利用和学习，降低对新闻质量的分辨能力，最终不利于人们的实际知识获取。这些结论提醒我们注意，尽管偶然接触新闻成为了流行的新闻消费模式，但促进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好奇心，增加积极主动寻找新闻的动机和行为，对于培养政治兴趣和促进知识传播仍然十分重要。
（四）限度4：偶然接触的知识效应受到个人理解和吸收信息能力的调节
理解和吸收信息的能力是公民获取知识的必要条件，也是相对稳定的个人特征，主要以个人认知能力、技术技能、教育水平等指标衡量。其中，低媒介素养的用户因为控制自身媒介内容的能力有限，他们常常有偶然接触新闻的机会，但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却容易陷入“信息超载”“缺乏信任”“不知道该相信什么”的认知混乱，也缺乏必要的认知加工、信息参与、信息理解和进一步的信息搜索，不足以增进他们的知识收益。尤其是，社交媒体中的偶然接触总是与多任务处理现象混合在一起，即用户看新闻的同时，连续、交替处理着工作、学习、娱乐、社交等其他任务，多任务处理带来认知超负荷，导致吸收新闻知识的认知资源相对不足，学习效果大打折扣。相比于年老群体而言，年轻人更倾向于以偶然接触的方式舒适地获取新闻，同时，他们也具备更多的媒介使用技术技能，更善于在偶然接触新闻中获取知识。低教育水平者也许从社交媒体里泛滥的软新闻、娱乐新闻中获得了比自己平时更多的新闻接触机会，其额外增加的知识收益可能高于那些偏好主动寻找新闻的高教育水平者，但是低教育水平者的学习效果仍然有限，他们往往从偶然接触新闻中显著增加了识别信息的能力，而不是回忆信息的能力，最终，能够长期保留在他们记忆中的知识仍然有限。
（五）限度5：特定的社交媒体政治信息环境给偶然接触的知识效果带来限度
从社交媒体的信息内容特征、用户社交网络、算法策展到新闻来源、新闻主题等信息环境因素都与偶然接触的过程和结果息息相关，哪些因素提升了偶然接触的知识效果，哪些因素带来了阻力，是需要分辨的重要问题。一项小组实验表明，人们整体对偶然接触的幽默语境的帖子投入更多认知精细化加工时间，并增加偶然接触的知识收益。但如果该用户是一名深度新闻用户，那么幽默语境反而带来了负面效应，这意味着，严肃的新闻学习目标与幽默感实则是相对立的。越来越泛滥的社交机器人和假新闻，给社交媒体政治信息质量和信息环境带来了巨大威胁，不仅造成大量事实政治信息的混淆，也大大降低了受众的新闻信任，如果受众大量接触假新闻，可能抵消了偶然接触带来的正面知识收益。个人的社交网络在算法策展的影响下同样极大地塑造着个人信息环境，如果个人社交网络主要由弱关系构成，那么，他们偶然接触多样化的、高异质性的新闻内容的概率更高，并能获得比强关系社交网络更好的信息传播效果和知识收益。不过，弱关系的整体知识效应高于强关系，强关系的个人影响力却高于弱关系，即人们仍然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认知资源来处理密友分享的新闻，获得更多单次偶然接触新闻的知识收益。此外，谁发布的新闻、什么主题的新闻等因素，都可能影响用户进一步的新闻阅读和参与行为，总体而言，高度信任的媒体或信源、更高知识水平的信源分享的新闻，以及主题冲突性高的新闻，都会增加偶然接触的知识效应，反之，知识效应则会打折扣。
五、结论：拓展偶然接触理论模型
继电视时期之后，在社会性、网络化极高的社交媒体时代，偶然接触再次成为典型的新闻消费实践。但偶然接触的情境、类别愈加复杂化，其知识效应受到了更多复杂条件的综合影响，使之成为一个高度不确定的问题。本文试图从广泛的争议中寻找不确定性的来源，重新审视社交媒体时代偶然接触的现象特征及其知识效应与限度，拓展偶然接触理论模型（见图1）。
如Matthes等人所言，偶然接触是一个动态连续过程。首先，人们在没有积极寻找时事或公共事务新闻时偶然扫描到新闻，粗略浏览新闻的标题或关键信息，即进入了第一级别的偶然接触。其中，既包含受类似特征因素（如个人认知、政治兴趣）影响的“特征无动机的偶然接触”，也包含受类似状态因素（如临时需求、暂时激发目标等）影响的“状态无动机的偶然接触”；既包含个人初始处理目标是非政治信息的“基于意图的偶然接触”，也包含个人初始处理目标是其他主题政治信息的“基于主题的偶然接触”等不同类型。其次，人们在第一级别的偶然接触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内容与个人目标、兴趣作相关性评估，如果评估为不相关，则可能终止于第一级别的偶然接触；如果评估为相关，则可能投入更多注意和认知处理新闻内容，进入第二级别的偶然接触。与第一级别的偶然接触类似，第二级别的偶然接触有同样的类型区分。第三，偶然接触新闻的知识效应如何，取决于复杂的条件，不仅要求人们考虑偶然接触级别、类别等差异，还要求考虑受众个人的能力、动机，以及信息环境、社会环境的影响。从概念类型差异看，第二级别的偶然接触比第一级别的偶然接触更有利于人们获得存储在长期记忆中的知识收益，不同类型的偶然接触的知识效应差异不一定显著，但“基于主题的偶然接触”因为分散了个人的注意投入，对人们初始处理的政治学习目标的学习效果带来了阻力；从个体因素来看，在偶然接触新闻过程中获取知识，还需要人们具备一定的吸收和理解信息的能力，包括必要的媒介素养、教育水平、媒介使用技能等，此外，还应避免在长期的社交媒体使用过程中过度依赖偶然接触新闻，缺乏主动寻找新闻的动机和行为；从环境因素看，社交媒体信息环境中的幽默语境、弱关系社交网络等因素整理有利于人们在偶然接触新闻过程中获得更多知识收益，但假新闻和低质量信息泛滥也带来了阻力。
最后，理论模型还试图延伸解释视角——一旦佐证了偶然接触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新闻获取机制和知识来源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那么，这种转型引发的一系列连带性政治、社会效应即成为重要而紧迫的研究问题。例如，偶然接触对政治卷入、政治态度、政治效能的影响，对数字鸿沟、社会心态的中长期影响，对个人的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网络惯习的影响，以及对平台监管、舆论引导等网络治理策略的影响等。一些研究者已对此作出了有价值的论证，Heiss和Matthes发现了偶然接触可能加剧而非缩小了数字参与鸿沟的证据，Ardèvol-Abreu等人提出偶然接触可以通过增加与弱关系而非强关系的政治讨论进而提升政治效能，Strauβ等人基于全球18个国家/地区的调查数据证明了偶然接触对人们跨平台新闻消费惯习的正向影响。显然，偶然接触的政治、社会效应研究是一个更加庞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元视角和方法的持续投入。
拓展偶然接触理论模型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明确社交媒体时代偶然接触的概念特征和指向范围，防止概念理解偏差、概念使用混乱引起结论不稳定性；另一方面，厘清偶然接触理论相关的复杂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促进偶然接触问题在多元角度上的理论化，并为后续研究寻找、识别偶然接触的具体问题提供框架、依据和经验基础。遗憾的是，偶然接触现象尚未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重视。尽管我国的微博、微信、短视频等社交媒体市场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偶然接触新闻消费模式也正在快速占据新闻市场，推动我国新闻实践的重要转型，我们却在这场大讨论中处于失语状态。本文的另一个目的在于，在完善偶然接触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为促进我国学界对偶然接触现象的本土化认识和研究，以及深入讨论偶然接触流行带来的政治、社会效应打下基础。
当然，该模型还暴露了大量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待跟进。一是偶然接触概念根据其后续信息处理、用户动机、用户初始目标作了级别、类别划分，但还缺乏对不同类型偶然接触的知识效应（或其他政治、社会效应）的差异研究。比如，第一级别的偶然接触虽然知识效应有限，但它能否像第二级别的偶然接触一样起到缩小公民知识差距的作用？不同级别、不同类型的偶然接触在不同群体中的知识效应（或其他政治、社会效应）是否有差异？二是如Prior所强调，在研究政治知识等问题时，除了关注个体因素和信息环境因素的直接作用之外，还应关注各因素的交互作用。在偶然接触研究领域，偶然接触类型、个体因素、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对偶然接触知识效应的影响研究十分欠缺，导致我们仍然难以回答偶然接触在何种条件下对哪些人有什么影响等具体问题，因此，也未能真正理解偶然接触对知识的影响路径。三是鉴于不同媒介平台、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国别下的政治知识效应（或其他政治、社会效应）本身有着巨大差异，我们也有必要进一步考证这些更大的环境差异对偶然接触现状及其知识效应（或其他政治、社会效应）的影响如何。例如，研究微博、微信、抖音短视频等强弱关系构成、算法介入程度、用户使用目的以及传播逻辑都截然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中，偶然接触新闻的频率、条件、影响有怎样的差异，或者研究中国社交媒体和国外社交媒体的偶然接触知识效应（或其他政治、社会效应）的差异，也是深入理解偶然接触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
作者： 万旋傲，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200025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2022年第5期，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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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性”与“仪式性”共存：媒介事件理论如何被超越——兼与曹培鑫教授等商榷黄文森 | 数字新闻流通：溯源、分野与整合常江等 | 数字新闻学的崛起：2021年全球新闻学研究综述
杜骏飞 | 数字交往论（3）：从媒介到共同演化张志安等 | 现代传播体系建设中的重大事件主题报告——2021年中国新闻业年度观察报告
《新闻界》2022年第2期目录
胡泳等 | 元宇宙作为媒介：传播的“复得”与“复失”陈昌凤等 | “新闻”的再定义：元宇宙技术在媒体中的应用
彭兰 | 数字新闻业中的人-机关系张洪忠等 | 元宇宙：具身传播的场景想象常江 | 伊莱休·卡茨：新媒体加速了政治的日常化——媒介使用、政治参与和传播研究的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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